「虛無鄉出版」是一個紙上的設想，探討出版與合作計劃如何作為一種柔韌的證明媒介去保存、傳播與實踐想法、論述與創意。

在飄蕩的中過了十天，剛上船時，每三小時醒來一次。船倉的很天花建得很低。朦朧間斷斷續續出現一個畫面，從下顎底部蔓延出一條條的黑色具黏性的東西，慢慢蠕動著把我的面覆蓋住，只剩餘兩個鼻孔讓我呼吸。我喜歡那種窒息的感覺，就好像，原本的家門前的街燈因為特殊情況差不多被拆卸掉，入夜後街道被薰黑了黑暗包裹着；跟恐怖產生一種親密關係，那種微暖在登岸後仍殘留在臉龐上。

登上岸後，一切景象都陌生。不知為何一種「為何要到這裏」的想法湧上心頭。走過梯板時，餘光掠過遠遠海面上看似飄浮着平鋪張開的衣服。面對著死靈，我們會否漸漸失去說故事的能力？

無法憶起⋯⋯我怎樣到達這裏。

『是的，所有的⼈都曾在⾁體和精神上⼀起經受過痛苦：難以忍受的空虛、無可挽回的分離、不能滿⾜的慾求。在堆積如⼭的屍體中間，在救護車的鈴聲裏，在約定俗成叫做命運的提醒聲中，在擺脫不了的恐怖和內⼼反抗的可怕氛圍裏，從未停⽌散布⼀個舉⾜輕重的傳聞，傳聞警告那些驚恐萬狀的⼈們，說他們必須重返⾃⼰真正的故鄉。⽽他們的真正故鄉全都在被封鎖的疫城城墻之外，在芬芳的荊棘叢中，在⼭崗上，在⼤海岸邊，在⾃由的國度裏，在有分量的溫柔之鄉。他們想去的地⽅正是他們的故鄉，正是他們幸福之所在，⽽對其餘的⼀切，他們都嗤之以⿐。』

 

阿爾貝・加繆（Albert Camus）著， 劉方譯，《鼠疫（The Plague）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 2013年8月第1版），第163頁。

你看見那兒沒？ 

他回頭，望向密林。那邊的林子現在算是境內，但再早些時候是高麗國，本身就是人家的地界。這是人家的神山，沒甚麼天災，唯獨只怕人禍。眼前這條路往裏走幾十公里就是邊境。從那兒，冬天總有三個人四個人結伴，趁著河水結冰偷跑過來。家裏的老人們上山採人蔘，常在雪地裏瞅見幾具屍體。森林太深，不常去的人根本走不出來。運氣好，能活着的人，在山裏隨便紮個帳篷，住在森林裏面。偶爾他們下來，帶著山上採的越橘，到山腳市集換點兒吃的，再悄悄地回去。鎮上大傢伙兒心裏都知道他們從哪裏來，誰也不說破。他們知道，遷移的人一旦出發，就已經身心分離，留不下來，也再回不去。

我駐足在一所老人療養院門外，鑲了發銹鐵閘後是一個鋪了水泥地的破落院子，裏面或坐或站着三位老人，其中一位看似70餘歲的奶奶站在鐵閘後不遠處，跟我對上了眼。奶奶穿着整齊，明顯對於儀表有要求。我跟奶奶問好。她口唇蠕動張合，我蹩脚的普通話問不出個所以來，語言同樣被困。奶奶臉上曬得黑黑的，皺紋把她的眼皮壓得很低，我看不清眼白，有種錯覺她那深邃的瞳孔把人吸進去、中和、消解。她身後的一位男院友一直歪着頭重複把玩手指，狐惑、戒備的眼睛離不開我身上斜掛着的相機。奶奶還是背負雙手，恬靜空洞，耐心地跟我說些啥。

我走前一步，扶着鐵欄，手心傳來一片金屬的冰涼。一道鐵閘，把兩個世界分隔出來。是我被困還是她被困？療養院的玻璃正門上還是懸掛着一顆紅星，身後一列列旅遊大巴呼嘯而過。

清晨我們沿旅順港騎車，蒼白的晨霧浸潤一切，時空感知隨即消解。當我拍攝日據時期遺留的一段廢棄鐵路時，警鈴響徹震碎安寧，霧中顯露一個人影。一位士兵小步跑來，禮貌要求我們刪除照片。過了一陣，太陽升到正空，濃霧逐漸消散，時間與空間感回到身體。一顆微鏽的紅星在遠處顯現，提示這裏是軍事禁區。那一刻我看見霧如迷藏。